今天我三十岁。
照例,每年的生日,写一篇随笔。而立之年,该写点什么,到今天上午,也还没什么概念,不是无话可写,实在是可写的太多了。不久之前我跟人说,人在十岁的时候看自己,你是十岁时的自己,二十岁的时候看自己,你是二十岁的自己,到了三十再看自己,你会发现,十岁的自己、二十岁的自己加上三十岁的自己,都站在一起了。他们留下那样多的痕迹,分也分不开。
那么,我就有三十年的事情可以写了。
往日里我想尽量写点轻松的,又或者是务实的,不难理解的,但后来想想,今天的开端,写点形而上、假大空的吧。
说三个概念,合并起来,或许便是大部分的我,期间有些古怪的、中二的东西,若看下去,会理解其原因。
其一:
2014年年底,我去北京鲁迅文学院参加了两个月的学习,其中有一节课,是由北大的戴锦华教授过来讲课,期间戴锦华教授提到一个概念,她说,在文字的源起过程里,中国的文字,是表意的,欧洲的文字,是表声的。这是两者的差异。
戴锦华老师在北大研究的并非语言,她研究的是电影、大众传媒等方向,提到这个概念,应该是因为内容稍稍触及,随意说过去而已。对这个概念我在从前也有听说,讲课结束之后,照例有个提问时间,我初到鲁院,举手提问,问题大概是:文字存在的基本意义,是传递思维,即将脑子里无形的思绪具现化,传递给他人,使他人得以接收,在《三体》和很多科幻作品里,也曾描述过类似蚂蚁家族那样的整个族群由一个母体统治的族群,并且认为那是生物进化到高点的一个途径,我们的文字,直接以图形表达意思,而西方文字,先将意思化为音节,再用图标表达基本音节,进入脑子以后,通过一套约定俗成的方法做译解,这样是不是多经历了一道工序。这两种发展的分歧,有没有什么客观因素,和发展的必然性。
这个问题是问得有些乱来了,因为与戴锦华教授的课程内容无关,只是在边角料上挑了一个话题来做引申,戴锦华教授当时还愣了一下,然后说:这可能没什么必然性。
我问:可能只是意外导致的差别?
她说:嗯。
关于这个问题,后来我有很多的想法,但在这里并不讨论,我之所以说出这件事情,是因为,这个问题看似随意,但对我来说,是如此的重要,以至于我随时随地都在脑子里转。
语言文字对我来说,最具魅力的一项,为思维的传递。
我三十岁,没有读大学,写网络小说,至今也算不上真正的被社会所肯定了——当然,我去鲁院学习过,参加过几个不大不小的会议,我没有入作协,我的成绩,也只在小范围内有传,我也只是一个不上不下的网络小说作者,但如果你一本正经地问我:“你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?”我可能会回答:“我做传递,思维的传递。”
《圣经。旧约。创世纪》里有一个神话,我一直很喜欢,在古代,因为人类没有语言分隔,无比强大,同心协力,他们一同建造了巴别塔,试图夺取神的权威,神没有毁灭他们,只是让他们所有人开始讲不同的语言,然后人类陷入互相的猜忌和战争中,再也没有能够团结起来,巴别塔因此倒塌。
这真是无比简单又无比深刻的哲理,人类的一切分歧和问题,几乎都来自于彼此思维的不透明。我在二十七岁的随笔里写过野猪和道德的关系,在利益、道德、欺骗这个三角上,欺骗来源于此,由此也诞生了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,所有的喜剧和悲剧,所有的规则和现状。
语言文字是补完人类的最重要途径,它用于传递他人的想法、意图,承载他人的智慧,无论是对科学规律的认知还是对人生的感悟,我们都可以通过文字进行积累,传递给后人,让他们迅速地成长,而未必需要一件件的去经历一遍,由此,当他们经历同样的挑战,也许会做出更好的选择,拥有更好的人生。
人类社会,因此获得进化。
从我在二十岁出头的时候第一次在村上春树的书里接触到“文字具有极限,不可能表达全部的思维”这个概念后,几乎像是豁然开朗,此后十年——大约不到十年——我孜孜不倦去思考的,便是如何将思维转化为尽量准确的文字,我丢掉华丽的连我自己都不明白的那些不必要的笔调,留下简单的枝条,再将叶片变得繁盛,再进行修剪,如此一次次的轮回。到如今,在我继续修剪这种笔调的现在,我三十岁了。
有人觉得我的文笔不错,有人则不然。当然各有其理由。
其二:
说说我的性格。就我本身而言,我存在极大的性格缺陷。
这样的性格缺陷,源于在接受教育时,经历了错误的顺序、进行了错误的构架。启蒙的时候,爷爷教给我的,是非常正确正直的思维方式,后来我读鲁迅,念书的时候,我在作文上模仿鲁迅的笔调写东西,我的文笔不好,老师说我思想也不好,我很疑惑地想,我在抨击坏事,为什么思想不好的反而是我呢?想通之后,这便是最初的分歧和格格不入——我们每个人,或多或少的都经历了这些。
接下来我经历的是一个急速变革的年代,曾经有一个读者在书评上说,我见证过当初那个时代的余晖,确实,在我小的时候,我见证过那个变革尚不剧烈的时代的余晖,而后便是剧烈的变化,各种观念的冲击,自己建立的世界观,却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了。再然后,由于家庭的困境,我放弃了大学,在我放弃大学的时候,知识在我脑海里也不再拥有重量,没有重量,就没有敬畏,我随意地拆解一切,于是,所有正统的知识,都失去了意义。
我时常跟人说,所谓“意义”,来源于“仪式感”,我们小时候过家家,大家都很一本正经地商量碗筷怎么摆,人怎么就坐,喂饭怎么喂。我们清明节扫墓,跪下来,怎么跪,磕几次头——对于纯粹的唯物论者来说,这些跟鬼神有关吗?没有,他们只跟我们自己有关,当我们一本正经地这样做了以后,会产生“意义”的重量。
在最简单的解释里:当我们为一个事情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之后,我们心中会自动说服自己,做的事情,是存在意义的。
所以后来,一旦有些不想念书的书友跑来问我,要不要读大学或者继续学业的时候,我都会劝他们继续,不全是为了知识,更多的是,为了让他们在进入社会的时候,感受到他们自己做出的付出,感受到那种沉甸甸的东西,然后他们告诉自己:“我已经做好了准备。”
我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进入了社会,然后我失去了一切敬畏,我认为所有东西都是可以用基本逻辑结构的,而我的脑子也还好用,当我遇上一件事情,我的脑子会自动回到几千年前甚至几万年前,从原始的社会构筑逻辑,然后一环一环地推到现在,寻找这件事情的所有成因,若能找到原因,脑子里就能过去。一如我在三年前说的野猪的故事,道德的成因。
有一段时间我怀疑自己可能有着某种叫做阿斯伯格综合症的精神病,这类病人以逻辑来构筑感性思维,在我最不擅长与人交流的一段时间里,我甚至试图以逻辑来形成一套跟人说话的准则……
毫无疑问,我尝到了苦果。